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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坚勇散文集《绍兴十二年》:细说往事向钱塘

发布:2015-11-12 来源:中国作家网

  《绍兴十二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区别是它向细部的铺陈描绘。夏坚勇笔下的绍兴十二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年,是绍兴十二年临安的春夏秋冬。它是那一年的百科全书,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伦理,即“道在日常”。  

  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是“有我”之作,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夏坚勇有足够的自信,文人的风骨、知识者的智慧、现代的立场和面对现实的价值诉求,使作家旗帜鲜明地建立起喜剧美学的叙述主体,或冷嘲热讽,或严厉斥责,睥睨天下。

  夏坚勇的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带有那一代作家典型的特点,特别注重生活的积累,关注现实与脚下的土地,写作的体裁也很杂,新闻通讯、小说散文、戏剧影视,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创作基础十分宽厚。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浪潮使夏坚勇进一步获得了文学的自觉并完成了纯文学的转型,他开始以中短篇小说为文坛所知晓,《七月七看巧云》《吹皱一池春水》等曾让人们对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乡土小说家寄予厚望。

  沉寂几年后,夏坚勇又一次蜕变,以一册《湮没的辉煌》享誉文坛,其后接着推出了《旷世风华——大运河传》。这是两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一个新的文学体裁:文化散文或大散文。《湮没的辉煌》以江南为文化版图,对这一带的文化史和文化名人的流变、迁徙和浮沉进行了叙述,而《大运河传》则开我国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文学性书写的先河,不仅对这一世界人工运河奇迹进行了详细描绘,更以此为线索,对与此相关的历史和人物以及运河文化进行了散点式的表现。不管目光投向何处,他的写作都包含了一个现代知识者的感喟与思索。不久前,夏坚勇再次为读者奉献了他打磨多年的又一文化大散文《绍兴十二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域不倦的探索和持久的创造力。

  “野史”中的文人性情

  为什么是“绍兴十二年”而不是其他一个历史年份?就一般常识而言,这一年并没什么特别的事件,从历史学的角度说,它并不是关键的时段。其实,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再宽泛一些,那就是中国文人对历史的兴趣和绵延不断的民间修史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都是官修的,称为正史,其他都是野史。而这些野史中,文人的书写占了相当的比重。一本正史显然无法说尽天下事,更重要的无疑是正史的观念排斥了多样的民间价值观,而借古说今、借古讽今、借古抒怀又一直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话语策略和写作范式。正是在这方面,夏坚勇表露出传统文人的性情和面貌,他是带着忧患意识来叙写和感受历史的,《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无不如此,而《绍兴十二年》尤其如此,这样的忧思当然来自于现实的触发,它是当下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堕落,是官场的腐败,是国家的外交变局,是“爱国”的畸变,是一个普通人的愤闷与热望……所以,不仅是夏坚勇,余秋雨、王彬彬、李洁非、阿来、南帆、王开岭、王充闾、赵锐锋、赵柏田等等,许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历史,形成了历史散文写作的潮流,这本身就构成有意味的、也亟待研究的文化与思想景观。

  至于为什么是“绍兴十二年”,我以为不必深究,文人对历史的兴趣与一个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后者所求的是历史的真相和学术的创见,而对文学家来说,历史不过是材料,他的终结目的还在于抒发现实的情怀。这样,材料的选择就在必然中有着相当的偶然,这偶然在于个体历史学养的累积与平时的兴趣,在于史实中那些触动心灵的人与故事。可能被人们忽视但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书写对象的可创作性,也就是史实本身在文学创作上的可能性、想象的空间,是它的二度创作余地。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岳飞被害、皇帝无后、太后回銮、梓宫南归、真假公主、宰相弄权等故事足够激发一个作家的想象与创作冲动。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故事与人物一个就已然足够,等着夏坚勇的就是接通千载思绪,搅动纸上云烟了。

  文学与史学的结合

  《绍兴十二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区别是它向细部的铺陈描绘。一般的历史叙事都要求有大的叙事框架,在具体展开时由有据可依的证据支持的转述构成。这样的历史叙事必定能见其大,但是不能见其小。换句话说,正统的史学叙事是以牺牲事件和人物的细部为代价的,是牺牲了日常生活或无视事件与人物的日常化存在的。在正统官方历史叙事之外的是大量的民间野史,而这些野史的叙事方式大都采取了回到日常、回到细部的方式,恰可与正史形成对照与互补。夏坚勇本次写作倚重的一些古代典籍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看到夏坚勇笔下的绍兴十二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年,是绍兴十二年临安的春夏秋冬。即使是神秘的宫廷,夏坚勇也将它还原到日常生活。它是那一年的百科全书。我们看到了临安的城建,感受到了那里气候的变化,知道了茶马的交易,也了解了寺庙与国朝经济的戏剧性关系,甚至那时的消防我们也能了如指掌,而退休大帅张俊宴请皇上的那场盛宴堪称舌尖上的南宋……所有这些并不是在拼细节、比还原,它们不是物的叙事,而是隐含了这样的伦理,即“道在日常”。夏坚勇是在用日常生活的描写来显示历史的意蕴,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物质的、“此岸”的和身体的,是连续的和具象化的,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时又具有普泛性,所以,它能在最细节化的层面上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也正因为此,日常生活总是人们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时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生态史和风俗史。这个看似简单却是最基本的细胞,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秘密。这就是《绍兴十二年》叙事风格的基因,是它起自小年夜终于腊月“月令”式章节结构的依据,也是其舍大取小、举重若轻的聪明之处。

  《绍兴十二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而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连同上面的细节叙事一样,文学的笔法、趣味和会心处处皆有,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将这部文化历史大散文看作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要成立,关键在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转变阅读的身份,将自己对南宋的知识清零,想象自己如同面对小说虚构人物形象的情况下来面对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夏坚勇笔下的人物是活的,他们不是历史的符号,不是那些固定的身份,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特别是有性格的人物形象。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他小说家的基本功,当然,这更是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从“官家”宋高宗到秦桧父子、太后韦氏、柔福帝姬、文人胡铨、蜀将吴璘,连同那些“次要人物”如赵瑗、罗汝楫、范同、王继先等都写得活灵活现。

  作品的中心人物显然是官家,宋高宗赵构。我们有理由推测夏坚勇的写作动机可能就是奔着这个偏安江南的皇帝而来的,他有着太多有意味的故事元素。故事哪个皇帝都有,相比较而言,赵构的故事并不出色,除了一半借助阴谋一半因为侥幸做了皇帝外,他的动作性实在不强,他低调、隐晦,小心、敏感、疑心重重,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他虽然外在的动作性不强,但内心太丰富了,内心的犹疑、彷徨、冲突和煎熬实在太多。如何处理与金人的主从关系?如何拿捏与宗室的亲疏?如何和秦桧相互利用与终极搏杀?如何与文人们和谐相处?又如何与那些镇守一方的地方军阀打交道?……这些都让这个软弱而阴鸷的皇帝大伤脑筋。在刻画这一形象时,夏坚勇除了细节就是心理描写,这样的描写可以是直露胸臆的,也可以是侧面迂回的。杀岳飞、迎太后、葬梓宫、主殿试、召吴璘等是书中的几场大戏,或前台或幕后,处处是官家的影子,把他性格的多重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能有此效果,文学的想象自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正如学者赵园所说,“无论‘想象’还是‘叙述’,都非文学的专利。‘叙述’之为课题,固然不只与文学、史学有关,‘想象’作为能力,也非为文学者专擅。”夏坚勇用此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有我”之作

  王国维说词境分有我与无我。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无疑是“有我”之作,也就是说,它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个人风格首先是由作者随时出现的议论表现出来的。对文学作品中议论的有无与多少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小说而言,也许议论不能太多,但对散文而言,议论却是随便可以取舍的选项,用得好,不但无损作品,还是显示作品深度、智慧、力量的不二利器,更是作者情怀与胆识的体现。对此,夏坚勇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我们在《绍兴十二年》中又一次见识到他对历史的洞见与穿透,也见识到他对现实的忧虑。比如他对官场的上下其手,他对当政者在利益与个人得失上的首鼠两端,他对科场的风险利弊等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发。作者对南宋文人行状的记述是本书的精彩之处,不少考证与回放颠覆了我们对许多文章大家此前的景仰。在是非分明,而且也无刀刃在前的情况下,居然朱熹、张元干、张孝祥、范成大等名硕大儒都会对官家的投降路线送上赞歌。对此,夏坚勇认为是文人的“攀比性堕落”,“这时候,知识和良心也许可以这样谈判:我不‘卖’,别人也照样‘卖’,天下滔滔,并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坚守而干净一点;天下衮衮,也不会因为我一个的掺和而浑浊一点。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却可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油盐柴米和‘幸福指数’。”这样的议论在书中随处可见,与此同在的是作家热可炙手的赤子之心与热血情怀。这是明处的有我之境,而可能被习焉不察的是作家的叙述语调,是不涉语义的隐形的声音。汪曾祺曾经说,写作最大的难度是找不到作品的调子,调子找到了,作品即可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应该说,夏坚勇是一个善于给自己定调定音的高手,他的几部作品调子都不一样,《湮没的辉煌》是低缓抒情的,《旷世风华》是沉重感喟的,而《绍兴十二年》则是戏谑、嘲讽间以激越。作品开头的一小节是这样的:“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的天气大致平和,至少没有下雪,因为翌日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这时如果下雪,臣子一定会作为祥瑞上奏‘诏付史馆’的。”这就是作品的基调——那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王朝,它不配给予理解、同情,更不用说赞美。如同闻一多笔下的“死水”,索性扔它些破铜烂铁。面对这样的王朝,那般的帝王,夏坚勇有足够的自信,文人的风骨,知识者的智慧,现代的立场和面对现实的价值诉求,使作家旗帜鲜明地建立起喜剧美学的叙述主体,或冷嘲热讽,或严厉斥责,俨然判官,睥睨天下。

  有这等情怀的人是不会放下自己的笔的,也不会喑哑了自己的声音。他总会借了他人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江南佳丽地,千里大运河,如今拿住的是偏安王朝细说往事向钱塘。不知下一站又是哪时哪地,何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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